吉原治良

本系列企划为您推出关于具体美术协会的书籍《GUTAI STILL ALIVE 2015 vol.1》的数字档案。第2期为您呈上美术评论家木村重信先生就“具体”领军人物吉原治良的艺术论撰写的文章。木村先生作为史前美术的研究者，曾历任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国立国际美术馆馆长、兵库县立美术馆馆长等职，并与具体美术协会等团体的艺术家有过各种交流。文章介绍了他认为的“吉原治良论”。

吉原治良论——精神与物质在对立依旧的情况下却相互握手

木村重信
（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兼美术评论家）

1999年，我担任馆长的兵库县立近代美术馆（现在的兵库县立美术馆）在巴黎的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举办了“具体艺术展”。我与该馆的丹尼尔·阿巴迪馆长商讨了展览计划，他认为“具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行动，并依此精心制定了展出计划。事实上，自从艾伦·卡普罗于1966年承认“具体”的行动是偶发艺术的鼻祖以来，这一看法在海外已成为普遍认同的主流认知。

另一方面，1957年米歇尔·塔皮耶到访日本时，将“具体”作为日本的定形艺术绘画的据点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欧美加以介绍以来，“具体”被视为抽象表现主义系绘画作家的集团。

因此，“具体”被认为具有两张面孔，按时期来分，前期是在户外或舞台上展示行动的时代，后期则是平面绘画的时代。

在吉原治良论的开篇便如此下笔，并非有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虽然在“具体展”中实现了因“突发奇想”（吉原著《我内心的自传》用语）而成的在野外、舞台、天空等平台展示的那些行动，但他本人则始终不渝地坚持进行平面绘画创作。

吉原作为一名画家而受到瞩目是在他为二科展提供抽象绘画作品，并于1938年成立所谓“九室会”之后。他展示了宛如只是将画笔和瓦匠抹子的触感排列其上的纯粹抽象绘画，后来这幅画被塔皮耶作为非定形艺术的先驱作品刊登在自己的著作中。

就这样，吉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已是抽象绘画的开拓者之一。战后的一段时间，他曾一度采纳过具象表达，但不久之后便成立了“具体”，经由用激烈笔触叠加而成的行动绘画之后，最终走到了极具即物主义色彩的符号绘画。

吉原1934年在藤田嗣治的推荐下，开始为二科展提供作品。藤田告诫他说“任何模仿都不可取”。这一教诲后来演变传承为汇聚在吉原麾下的“具体”成员们的座右铭：“画出前所未有、横空出世的画作”。吉原在1956年的《具体美术宣言》中写道：“于具体美术之中，人的精神与物质在对立依旧的状态下却相互握手。物质不同化于精神。精神则不让物质屈从。物质以物质原有的状态显露其特性的时候便开始讲故事，甚至尖叫。使物质做到物尽其用就是让精神得以有效彰显的方法”。

美术创作通常被认为是使用某种物质，以形成有意义的形态。也就是说，作者的精神在物质中越得以浓彩重墨的印记，就越会成就个性彰显且卓越非凡的艺术品。然而，吉原却不这么认为。他并没有将附加在物质上的谓语，而是将作为主语的物质性作品的实际存在当作问题来加以思考。

作品胜于题材，符号胜于象征，活动胜于形象，这种具有即物主义色彩的思维鼓舞和激励了“具体”艺术家，并催生了众多风格独具的作品。它还得到了秉持同样造形思想的国外前卫艺术家们的共鸣，从而加深了国际交流。他们的大本营“具体美术馆”呈现出了即使在全球来看也属于最为活跃的前卫美术中心的风貌。

吉原从“具体”成立之初就考虑到了全球化发展，并与塔皮耶等各国前卫艺术家和画廊开展了交流。例如，得益于吉原写给南非共和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阿曼多·巴尔迪内利的介绍信，我于1965年在卡拉哈里沙漠进行桑人（丛林人）调查时，经人介绍有幸遇到了一位最佳向导。

对于动辄就会陷入引进外资模式思维的日本美术界而言，吉原通过参加众多海外展览而不断地在全球美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建立了丰功伟绩。

但是，1967年在东京画廊举办个展时，吉原在作品目录中写道：“最近我总是在画圆。这是因为画圆很方便。无论多大的空间，只需一个圆便能搞定，这是难能可贵、值得感激的。有时候也可以从每一块画布上应该画什么的繁琐中解脱出来。剩下的就是看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圆。”

这个圆形系列与此文开篇提到的行动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换言之，自发性画家会如实直接地呈现出行动的痕迹，而与此相对，在吉原的作品中，圆形的线和面均用细腻精致的笔触一丝不苟、纤毫毕现地描绘出来。他除了平面绘画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素描和草图，尤其是晚年的作品，都是用粗狂而迅速的运笔一气呵成地画出简单的圆形或直线的墨画。他会从中挑选出心仪的一幅，用细腻入微的笔触在画布上进行放大再现。因此，对自发性画家来说的结果，对吉原来说则是原因。

让·阿尔普说：“我们想如同产生果实的植物那样进行生产。想直接地、不借助任何媒介地生产。在这种艺术当中，毫无任何抽象化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将其称为具体艺术。”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吉原。他的作品就像自然的产物是具体的那样，与对象的具体化或抽象化没有丝毫关系。

吉原晚年因参加“日本国际美术展”和“印度三年展”荣获大奖，但自1929年举办首次个展以来，这位拥有几十年画龄的老前辈画家获得的并非日本的文化勋章或艺术院奖，而是上面的奖项，这一点恰恰尽显了他作为一位前卫画家的威信和体面。

（刊登于《画廊月刊》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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